摘要：
...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创办于1995年，是国内首套以国际政治学原创理论专著为特色的丛书。30年来，丛书已出版37部著作，始终致力于挖掘优秀学术成果、打造顶级学术平台，见证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自2018年以来，丛书中多本著作实现版权“走出去”，并斩获多个奖项，带动“关系理论”等核心概念进入全球国际关系研究话语体系。
研讨会聚焦“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若干核心议题，共同探讨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时代方案和实践路径。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温泽远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格致出版社等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及出版单位的近30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并作交流发言。
丛书缘起
根据丛书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的回忆，“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的初始契机源于他在香港工作期间的触动。1991年初，陈昕赴香港三联书店担任总编辑，任务是推动出版社从人文领域向社会科学转型。其间，他首先出版了美国学者哈里·哈丁的《脆弱的中美关系》，并借此在香港接待了众多欧美国际关系学者。在与这些学者交流时，对方提出，中国虽有外交政策和战略，但未建立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基础上，也未看到中国学者在该领域有分量的理论著作。这一评价让他意识到，作为出版人有责任推动基于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知识体系构建，萌生了出版相关丛书的想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自1951年成立以来，始终高度关注中国发展，改革开放后更注重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建设。作为出版人，陈昕在90年代初意识到中国现代化进程需统筹解决体制改革、发展方式选择及国际战略格局问题，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缺失是重要短板。此外，汪道涵同志早年支持成立的“东方编译所”，通过翻译西方国际政治著作奠定了学科基础，也为后续的原创理论丛书的策划提供了积累。
1993年底，陈昕回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恰逢“九五”丛书规划制定。他将国际政治理论丛书列为重点规划之一，首要联系了冯绍雷教授——此前在香港推动三联转型时，他曾请冯绍雷组织国内学者编写“国际瞭望丛书”。双方一拍即合，又联合秦亚青等学者组建编委会，明确丛书目标：挖掘中国学术成果，构建自主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经过1994年初的系统策划，“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于1995年正式推出，成为国内首套以国际政治学原创理论专著为特色的丛书。其核心使命是从引介、批判西方理论，逐步转向立足中国文化、思想和经验的理论创新，填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原创理论的空白。
丛书选题折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历程
丛书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起点是对西方理论的系统消化与深度反思。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通过翻译引介西方经典，逐步掌握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主流范式的逻辑脉络。他强调，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先深刻理解西方话语，再用其话语构建自身理论。通过前三十多年对西方理论体系的透彻把握（熟悉其逻辑、弊端），实现“内在亲和性”，比单纯“用中国话讲中国故事”更具思想穿透力，这也是“当代国际政治丛书”持续推进的内在逻辑。
针对未来理论工作的具体路径，冯绍雷指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正经历“非西方化”和“多元化”转型，传统西方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面临内生矛盾，这为中国理论创新提供机遇。他认为做理论研究就是要面对命题范畴，使得理论真正成为国际和谐和竞争理性的基础，而不是对抗工具。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2021年出版）作者、丛书编委、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原院长秦亚青回忆，这套丛书一直是引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和思想发展的一套书，丛书的遴选始终把握着思想、学术、原创、开放这样一个基本的标准，这种坚守是非常不容易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历程，同时也培养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人才。秦亚青提出，地方性知识的多元多样是知识进化的基础，未来要把这套书打造成一个开放性知识生产的平台。
《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2001年出版）作者、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提到，对60后的国际政治学者来说，这套丛书确实是过去三十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丛书。现在来看，国际问题的丛书的出版，跟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他将之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外交问题的高度政治化，出版需要考虑怎么在主题上紧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二是国际问题的研究跟三十年前我们国家面临的任务、使命和学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从“站起来”到“强起来”，面临的国际压力和新问题不可同日而语，理论的研究和出版要有非常突出的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挑战意识；三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环境变了。自媒体时代充满了口号式的爱国主义、情绪化的民族主义、选择性的民粹主义，传播手段变了，受众也变了。希望丛书能够抓住新的受众时代，能够延续过去三十年的独创性、开拓性，给未来三十年年轻人的成长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
据《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2008年出版）作者、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吉胜教授回忆，当时在国内国际政治研究中关注语言的非常少，当时丛书的责任编辑、现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的范蔚文将这本书收入丛书，让自己对这个领域研究更加自信。孙吉胜说，这本书为国内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这本书到现在读者还是比较多，“学生跟我说，网上二手书可能都要200元左右”。 她提出，随着国际政治格局中大国博弈、科技竞争和不确定性的增多，伴随着舆论战、认知战等冲突形式的出现，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对话语构建和战略叙事研究日益关注。这为提供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更多新视角、新路径和新方法。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2003年出版）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英桃回顾了2003年以来中国性别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并梳理了中国性别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本土化探索。她认为未来的性别与国际关系研究应与实践进一步结合，特别是与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结合，充分体现现实关怀。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挑战和期待
《冷战及其遗产》（1998年出版）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小明认为，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国际关系史一直都是国际关系学科重要的内容，但近些年来他观察到，国际关系史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逐渐衰落的迹象。他提到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国际关系学科有向科学化发展的倾向，现在越来越多年轻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对科学研究更感兴趣，而国际关系史研究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研究，在这种趋势当中就很自然地被边缘化或者被忽视。
张小明认为，谈到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学者去做国际关系史研究有自己的关注点，其实是有特色的。另外，不一定要侧重去做中国的对外关系史，用中国的视角去解读其他国家的对外关系，其实同样也能够体现知识的自主性。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技术环境，让每一个从业者都能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生产出具有个性的产品，这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根本所在。
《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2006年出版）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野的研究兴趣是国际制度，他分析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发展不仅形成了有别于美国开放经济政治学（OEP）的特点，而且对于美国OEP三个假定形成了某种超越。
第一，美国OEP更多是建立在小国假定上，而中国IPE的研究更关注大国，代表性的著作中分别讨论技术变迁、货币国际化、国家能力和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分别强调大国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资助和采购使重大技术变迁可能性提升，通过加强政治领导力来实现货币国际化，或者通过提高风险投资的容忍度，或者是通过生态位优势构建差序性权威。第二，美国OEP假设空间同质性，强调不同地理空间在制度、经济和政治权利分布上的相似性，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可以自由的流动。中国的IPE更多的开始注意到空间的异质性，由于生产要素的集聚，不同产业集聚在某些区域，从而形成了空间的异质性。第三个假定是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增的区别。OEP建立在报酬不变，就是投入增加、产出也同比例增加的基础上，但是中国的IPE研究中注意到了在地理区位、技术变迁和制度演进上投入增加会导致产出以更大比例增加。这种报酬递增就会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也反映在大国的竞争当中。田野指出，有关全球价值链、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关键原材料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都是近些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化重新变得比较突出的议题，中国的IPE学者有可能跟世界各国的IPE同行在同一起点上进行研究。
《国际制度性权力》（2024年出版）作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发林从观察丛书的出版历程中提出了五个问题：现在是理论的默哀期还是理论的重生期？方法过剩还是方法不足？议题领域被分化还是被强化？知识传播到底是用别人的话讲自己的故事还是用自己的话讲别人的故事？学术平台到底是服务学术还是在指挥、塑造或禁锢学术？
与会专家坦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仍需突破瓶颈。具体挑战在于——原创性不足，部分研究依赖西方本体论，“关系理论”等本土概念需进一步系统化；与其他学科互动不足，对“全球南方”“数字时代国际关系”等新兴领域尚未形成体系化研究；国际话语权有限，理论影响力多局限于中文语境，需通过多语种出版（如丛书“走出去”）、国际学术对话提升全球能见度。
丛书的作者和编者均寄望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下一个三十年真正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学术层面形成以中国为背景、具有普适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回应“大国竞争与合作”“文明对话”等命题，避免理论沦为“对抗工具”，回归理性建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