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编者按】
作为上海市理论社科领域一项重要的人才选育机制，“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快成长，对加强本市理论社科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勉励本市理论社科青年学者潜心治学、勇攀高峰，第十二届“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组织开展，最终评选出19位“上海社科新人”。
“澎湃新闻”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对这19位青年学者进行了访谈。访谈围绕青年学者各自的研究领域、学术旨趣、研学经历、治学故事与经验启示、“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对于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助推作用、个人学术成长与本市理论社科事业发展相互促进等话题展开，以期为青年学者的治学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与启迪，成为其学术成长过程中弥足珍贵的有益激励。
本篇访谈的“上海社科新人”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谷继明。他的研究聚焦于易学哲学、宋明理学、经学史等领域。
谷继明教授
澎湃新闻： 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谷继明：我的研究所属二级学科为中国哲学，具体来说是易学哲学、宋明理学、经学史的研究。从著作和课题来看，我聚焦的几个点包括船明清之际哲学、船山易学、惠栋易学、六朝易学，时间稍微有点跳，就脉络而言，我从船山学研究延续到康乾时的吴派易学，又通过吴派易学和对《周易集解》的兴趣上溯到六朝。船山哲学对我理解整个易学哲学的脉络影响还是较大的。
澎湃新闻：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
谷继明：我在2004年考入山东大学，由于高中比较喜欢国际关系，所以报的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但同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很感兴趣，山东大学在儒家哲学、易学研究方面很有特色，大二转入了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哲学系学习。山大哲社学院的犹太教研究也很厉害，我当时对犹太教、古希腊哲学也花了一些时间进行学习。2008年我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硕士，后面申请硕转博，在2013年拿到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船山解易研究》，指导教师为张学智教授。在哲学系读书的过程中，出于个人兴趣，我选了不少中文系、历史系的课程，特别是顾永新老师的课，以及乔秀岩老师的读书会等，还参加了汤一介、杨立华老师指导的儒行社支教活动。2013年博士毕业后，我来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工作。那一年的求职过程还蛮艰难的，最后感谢同济大学给我了工作的机会，就这样加入了上海学界，到如今已经12年了。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谷继明：困难既有“形上”的，也有“形下”的。“形上”的是在学术思考过程中的困难，“形下”的是譬如论文发表、课题申请、融入学术共同体等困难。可能对天分高的同行来说，学术思考和写作很容易，思路连贯，一直能保持不衰竭的兴趣。我则过一段时间就容易卡壳。想一个问题想不通的时候，或读一本书读不进去的时候，心情是很郁闷的，怀疑自己智商不够，有时候失望到怀疑自己不适合学这个。我之所以有时候做些古籍整理的工作，除了实际需要、随手做一下，另一部分原因就是缓解这种郁闷，或者逃避义理方面的滞碍。但思考久了忽然想明白，或者读不通的书忽然通了，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有些部分光靠自己想不够，还要学会交流。就这一点来说，有益的、志同道合的小群体的交流非常重要。我自己的感觉是，本科的时候胆子最大，对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敢读，谁都敢去问，甚至都显得不知轻重；到了研究生就谨慎了一些，怕问的问题很蠢，但各种读书会群体可以交流；工作后渐渐少了，主要在学术会议中讨论一下；越往后，越不愿意大胆地去向前辈、同辈、学生请教自己不懂的问题，宁愿自己憋着学也不愿意问。这样非常不好，不利于自己思想和学问的进步和开放，我这是自我分析，不一定适合其他人。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谷继明：我2013年来上海工作，之前并未在上海读过书，也没来过上海。才开始接触时，感觉上海很独特。但“海纳百川”是上海学术氛围的一大特点，许多前辈和朋友有不同的观点，但很包容，大家可以在会议讨论时相互不赞同，但不影响情谊。在上海和全国的学术讨论中，我见识到了很多光风霁月、如坐春风的前辈，也有很多直言不讳、锐气逼人的学者，这些都对于学术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就近二十年的中国哲学界发展而言，两个重要的学术动向对我影响较大，一是经典诠释的兴起，易学哲学的研究需要这样的视域；二是前辈学者重构“道体”等理论体系的讨论和努力。
学术氛围的成就有两个部分。一是引领或创造氛围的人或作品，这是标杆，有这种高品质的标杆在，才能给青年学者展示好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去效仿或追赶。二是有一起营造这个氛围的共同体，这样才能相互砥砺、不觉得孤单。然每个人有自己的学术兴趣、独特的方法，我觉得个人的学术个性不应该淹没在“氛围”或“潮流”里，但确实可以在潮流中获得共鸣。说到“氛”，我特别喜欢王船山哲学中“氤氲”一词。太虚、太和之中，气机氤氲充满，以成大化。氤氲不是同质化的千篇一律、亦步亦趋，但必然有一个和谐的学术同俦群体，相互讨论切磋，在展现各自学术个性的同时有类似的学术品位，一起塑造出好的研究品质。
澎湃新闻：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谷继明：上海有面向青年学者的各种丰富的项目和扶持政策，譬如“晨光”“曙光”，以及这个“社科新人”等。我之前其实也申报过相关项目，不过由于自身准备不足，所以到现在终于获得“社科新人”。每一次申报，都让我更加仔细地审视自身学术的特色和不足，以砥砺前进。上海古代属于广义的“江南”，因此江南儒学及文化属于影响全国的地方特色，我在研究中其实也会向这里偏移一些。至于扶持政策，我想它提供的基本的研究经费资助、出版机会，对于青年学者来说都是很宝贵的。博士刚入职，从研究生变为“青椒”，也可以说是一个“宝宝”开始学走路了。开始学走路的时候有机构扶一把、送一程，当然是很重要的。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此次申报“上海社科新人”的相关课题？
谷继明：我此次课题名称为《气化与时位：中国古代的空间哲学》。中国古代没有单独的“空间”这一词，也不存在抽象的时空观。中国古代的空间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位”的观念。时与天道相关，时的运转是“天道曰圆”的体现；方与地道相关，四方、八方等的辨析是“地道曰方”的体现。“位”则与人相关，人之所立，用以感知“时”与“方”。位是基于人展开的对于空间、时间的基本感知，同时也是对于秩序的建构。在先秦文明的基本典籍中，“位”就具有重要意义。《中庸》讲“天地位，万物育”，《系辞》讲“成位乎其中”。这算是我之前易学哲学研究的延续，《周易》最重视时和位。同时，先秦两汉的考古、建筑等积累了大量对古代月令、式占等时空观念的研究，我们可以在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理解古代的“位”观念，期待将其哲学义涵阐释清楚。
澎湃新闻：获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
谷继明：这次获奖和课题申请对我来说是一个转型的契机。十几年来，我从事的主要是具体的易学哲学史和易学文献的研究，包括六朝、《周易正义》《周易集解》、宋代易学文献、船山易学哲学、惠栋易学等。具体的研究积累之后，自然也会有一些连贯性的看法，然存在较严重的路径依赖，需要改变一下，突破一下自己以往的样态。这次的课题我选择“位”来进行研究，算是回归易学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尝试。当然我手里还有《周易集解略释》《京房易传新辑校》的活没干完，南北朝易学的若干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补充，还有基本数术类文献的整理，但这些只能慢慢来了，不能一直沉溺其中，还是要有反思和总体的想法。
澎湃新闻：您觉得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与社科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何种的创新挑战？
谷继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当然对文科有挑战。广义的文科分为人文和社科两个部分。社科当然已经毫无疑问地模型化、数据化了，而且这也应该是发展的方向。但就人文的部分而言，特别是哲学而言，它不是第一次面对学科的危机。孔子、亚里士多德都是博学之士，他们所开创或经营过的学问体系，在后世不断地科学化、分化为各种门类，这是人类知识深化发展的必然。康德、尼采、胡塞尔、马克思都是在哲学面对深刻危机的时候产生的伟大思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文科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个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挑战。我个人并不拒绝或逃避这种挑战，甚至还在积极地学习相关的知识，但人文学者有责任来对这种新文明形态的发展保持足够的警惕。就一般的知识和问题而言，deepseek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需求，博学之士好像已无意义。但历史上对博闻强记的嘲讽并未停歇过，譬如王俭讥讽陆澄为“两脚书橱”，程明道批评谢良佐“贤却记得许多”。然记忆其实恰恰是理解的基础。我们的各学科的学生，也不可能因为人工智能能回答所有问题就可以放弃自己的知识结构积累。我作为医学外行，有小毛病的时候去问deepseek得到的知识，和经历过临床学习、有丰富行医经验的医生，当然其性质是不一样的。人工智能的挑战对哲学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人除了记忆知识之外，理解能力是更为重要的，当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的知识检索、知识生成解决这部分问题之后，更可以让我们反思哲学学科的核心是什么。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哲学史知识，而人工智能的发展说不定恰恰是一个“剥落”和“减担”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