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2025年4月，一辆民营救护车将身患重症的孩子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运至上海某医院，800公里路程收费28000元，无价格明细、无发票，家属对此产生质疑。江西省卫健委调查后发布公告称，救护车所有方南昌赣医医院存在收费不合理等问题。目前，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已责令其退回不合理收费，并暂停医疗转运服务。
两年前，正是一辆民营救护车跨省将病重女儿送往上海，蒋梵才保住自己的孩子。看到这则新闻后，蒋梵愤怒的同时更有一丝隐忧：“他的行为，切断了未来危重症患者跨省转院的后路。”
公立“120”实行属地化管理，不提供跨省转运。许多非急救转运机构明确表示，不再承接危重症患者的长途转运。目前，在分级诊疗的背景下，原则上不支持患者在异地三甲医院之间转院。“地区三甲医院能治99%的病。”有医生说。然而，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确有差异，即使同为“三甲”，不同医院也有不同的擅长专科。有研究表明，约50%的危重症患者会经历院际转运。而大多数人都是在不幸成为那1%的时候，发现这条救命路并不畅通。
跨省转运难走通
如果不是两年前亲身经历过，蒋梵不会知道这条救命路有多难。
2024年元旦，蒋梵的女儿在上海出生，产科的出生评分为98分，意味着是个健康女孩。产后，蒋梵带着女儿回到家乡无锡宜兴，回家第三天，蒋梵发现女儿拒绝吃奶，突然陷入昏迷。蒋梵把女儿送到最近的当地医院急诊科。孩子病情危急，宜兴的医院替他们做了决定，当即用医院的120救护车把孩子送往距离最近的常州市某三甲医院。
一路上，女儿因为缺氧，皮肤和嘴唇都变成深紫色。一小时后，救护车抵达常州市某三甲医院，女儿当即用上有创呼吸机，被送进PICU（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观察。检查结果显示，女儿患有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和室间隔缺损，合并重症肺炎和坏血症。医生认为，女儿的心脏问题不足以造成如此急性的病情变化，他们更倾向于心衰的主因是坏血症或一些隐性的基因疾病，建议留院观察。
蒋梵在PICU门口惴惴不安。女儿的病情不见好转，她私下联系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工作的亲戚，希望把孩子转到更权威的医院治疗。亲戚是心脏科的医生，他对孩子的病情判断与常州这家医院不太一致。他建议蒋梵将女儿转到上海。当天，亲戚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名义向常州市某三甲医院提出，希望将蒋梵的女儿转到上海治疗。当时已是深夜，科室值班医生表示小孩的情况不适合转运。第二天，蒋梵又向女儿的管床医生提出要求，对方表示，他们医院具备救治孩子的能力，转院不合规定。
蒋梵不想放弃。她层层向上找到医院科室主任和院长。从白天到夜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激烈讨论，院长终于松口。蒋梵不明白，自己只是想让病危的女儿得到更好的治疗，为什么就这么难？
2022年，来自国内各大医院和急救中心的近50名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共识组，针对危重症患者院际转运问题，形成《危重症患者院际转运专家共识》（简称《专家共识》），对危重症患者院际转运决策、转运风险、评估分级、人员及设备配置等关键问题制定方案。国家卫健委2024年10月28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首诊和转诊服务 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的通知》也要求“落实双向转诊机制”。其中提及，“对于专科诊疗需求突出或者综合诊疗要求高的患者，且接诊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诊疗能力的，医疗机构要按照转诊规则，经患者知情同意后，优先转往所在医联体内的上级医院继续诊疗”。
但在实际操作中，《专家共识》很难落地，医院的考量更复杂。某地级市三甲医院一位医生解释，医院转诊要遵循分级诊疗流程，若病情超出医治水平，只能由下级医院转诊至区域内上级医院。三甲医院之间属于同级别，哪怕是省内的三甲医院之间，原则上也不应互转。对执意转诊的患者，他们要提交申请，经过科主任、医务科审批、评估，流程再短也要几天时间。另一位医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医院都不希望病人流失。一旦转院的口子打开，地级市三甲医院的病人都到省会三甲医院，甚至到北京、上海去了，地级市医院怎么活下去？”
跨省长途医疗转运到底有没有正常审批流程？一位经历过相似处境的患者家属称，转诊流程首先要由主治医生发起，并填写《转院转诊审批单》，说明转诊必要性并签字，再经过科主任、医院医保科、院领导签字批准，再由医院向当地卫健委提交附带患者病历及转运方案的《跨省患者转运申请书》，审批通过后发放《转运通知单》，并协调目的地医院接收，获取交通通行许可，最后才由接收医院和当前医院共同评估后根据病情配备ICU救护车及医护转运患者。这一说法得到上述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的印证。
“非正规主力军”
想把女儿送到上海治疗，同意转院只是第一关。院方告诉蒋梵，如果女儿出院，医院不会提供人员和设备，医院的救护车也无法帮助转运。女儿仍依赖有创呼吸机，若离开常州市某三甲医院，剩下的路怎么走，成为当时蒋梵必须自己面对的难题。
常州到上海近200公里，当时蒋梵的女儿还未离开PICU，转运的交通工具上必须配备呼吸机等医疗设备。有病友建议蒋梵联系当地铁路局，让女儿坐高铁去上海。但蒋梵了解后得知，高铁转运的价格接近3万元，且需要走报批流程，时间难以确定。“最好的选择还是救护车。”蒋梵心想。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武秀昆解释，制约公立救护车长途转运的主要依据是自2014年2月1日起施行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其第27条规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由于调度救护车的急救中心（急救站）实行属地化管辖，各地的公立“120”实际上并不具备跨区域调度的权限和能力。
武秀昆从2003年开始研究非急救转运问题，彼时他还是河南省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主任。他坦言，地区急救中心“缺人手”是长期问题。在他任职期间，急救中心只有15辆救护车，每辆车配备一名司机、两名担架员，高峰时24小时的出诊量在100次以上。若公立“120”负责非急救转运，人力不足，财力也不足。在跨省长途院际转运仍有需求的情况下，新兴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救护车成为跨省长途转运的“非正规主力军”。
女儿的转运，人、车、设备缺一不可，蒋梵只能再次向医院寻求帮助。这一次，医院帮忙联系到一辆民营救护车，并为女儿争取到两名医护人员带着医院的内部设备陪同转运。救护车开价1万余元，包括从常州到上海的路费、设备折旧及医护人员的费用。有院方医护人员陪同让蒋梵安心一些，她没犹豫便接受了这个方案。事后，保险报销时，蒋梵留意到，收据上只有一个9000余元的总价。
第二天中午，两名医护人员带着医院的呼吸机，和蒋梵及女儿一起上了救护车，3小时后抵达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隔天，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告诉蒋梵：“如果再来得晚一点，孩子就没有抢救机会了。”
深圳某三甲医院的医生章扬说，医生向患者推荐民营救护车这件事，就像早年的“飞刀”，属于没有规定明令禁止的灰色地带。出于医者仁心或其他原因，有些医生会利用调休或下班时间跟车帮助转运患者，患者家属给予一定报酬。章扬的说法得到福建某三甲医院一名医生的印证。但他强调，无论是否收取报酬，这对医生来说都是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的事，“大部分公立医院的医生不会愿意，途中危重症患者一旦出现变故，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命丧“黑救护车”
四年前，孙大成从老家来上海做救护车司机。目前他供职于一家国有企业。2023年起，他所在的转运公司在上海市卫健委的指导下开通962130热线，进行非急救转运工作。虽然是司机，但他也需要考取上海红十字会和上海医疗急救中心的初级救护员证。
2018年4月，上海市“120”调度中心在120急救热线之外专门开通962120康复出院专线，单独受理和调派护送回家专用车辆。随着非急救转运需求不断扩大，上海市卫健委也开始和一些运输企业合作，开通962130非急救助行服务热线。
几年下来，什么患者能运、什么患者不能运，孙大成已有自己的判断。他的车上没有多余的设备，一般也不配备医护人员。根据公司规定，962130一般只提供老人转院或术后康复患者转运这类不涉及医疗行为的市内及跨省市服务。对于危重症患者、需要机器维持的患者原则上不接单。因此，962130很难填补跨省急救这一部分需求的空白。
孙大成称，四年前刚入行时，上海有约800辆从事非急救转运的车辆，如今已翻了两倍。“这还只是沪牌的数量，还有外地流动到上海的非沪牌救护车，数量也在千余辆。”
嗅到了商机，孙大成身边很多朋友买车“单干”，成为孙大成眼中的“黑救护车”。他们既是老板也是司机，会在车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并通过微信群募集一些自由执业、有护士证的“随车护士”。他们在医院门口、病房等处揽客，收费“一口价”，没有明细。
五年前，张凤琴的女儿就死在一辆“黑救护车”上。2020年7月29日，32岁的女儿刘丽丽因风湿病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简称“吉大一院”）住院治疗。8月2日，医院给有头孢类过敏史的刘丽丽注射头孢吡肟，隔天中午，她被送进呼吸科重症监护室。两天后，医生告诉张凤琴，尽快将女儿送往北京治疗。出于对医院的信任，张凤琴一家选择了医院推荐的救护车进行转运。
当天，这辆车就停在楼下，车身印有“吉大一院”的标识，车上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上车前，车上的医生要求张凤琴先支付1万元。上午10时40分，该车从吉大一院出发，途中两次补充氧气。在服务区，两名医护提出下车吃饭，张凤琴很着急，她拿出预备的面包，提出让他们先“垫垫”，到北京协和医院再给他们拿点钱吃饭，对方不愿意。
在救护车上，刘丽丽的病情出现变化。张凤琴看见医护人员给刘丽丽注射了三针药物。“我问她打的什么药，她不说。我要看，她也不让我看。”张凤琴至今回忆起救护车上的情形，仍然情绪激动。她记得，当时监护仪上女儿的心率急速下降，医护人员在给刘丽丽做心肺复苏时，她已经呼吸不畅，口鼻冒血。当晚11时半左右，该车行驶在北京市通州区途中，刘丽丽不幸去世。
事后，张凤琴得知，这辆印有“吉大一院”标识的救护车并不属于该医院，而归属于仁康急救站。张凤琴将吉大一院和仁康急救站告上法庭。法院证实，仁康急救站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护人员也不具备急救相关的执业资格证书。2019年，吉大一院曾与控股吉林省仁康急救站有限公司的长春东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允许仁康急救站在吉大一院开展院后病人转运服务。2023年7月19日，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吉大一院赔偿约9.1万元，仁康急救站赔偿54.6万元。
“挂靠”现象在非急救转运救护车行业十分常见，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都可以购买一辆救护车，挂靠在急救站或医疗执业机构，独立运营。记者以想购买一辆救护车为由向社交媒体上一家救护车厂商进行咨询，对方表示可以，并表示在该厂购车还可以帮助办理上牌手续，在售的一些二手救护车则无需再次办理手续，可直接营运。
“‘黑救护车’存在，就是因合理的需求得不到正规渠道的满足。”武秀昆总结。这些“黑救护车”长期运营、医疗设备简陋，且不配备具备急救能力的医护人员。在这类车上，不仅患者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还有可能遇到司机漫天要价、中途加价的乱象。
探索非急救转运
蒋梵的女儿在转运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后，病情得到控制，并进行了根治手术。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住院期间，蒋梵发现，许多外省市家长为了送孩子到上海接受治疗，用尽一切办法。
蒋梵见过一位来自山东淄博的爸爸，因为当地医院拒绝提供跨省转运服务，只能冒险开着私家车将刚满月的孩子送往上海。在手术室门口，这位爸爸告诉蒋梵，当车停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口时，他瘫软在方向盘上，失去所有力气。
武秀昆坦言，在目前情况下，仅靠财政投入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跨省转运系统，几乎不可能。至少在当下，还是应该支持非急救转运市场化、商业化，让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让“黑救护车”不“黑”才是当务之急。武秀昆认为，将民营救护车置于监管之下，要先从救护车的收费抓起，“收费规范了，一大半黑车就不‘黑’了”。他提议机构参照目前急救收费标准，在盈利情况下，自行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并向相应政府部门进行报批报备，同时向患者公示，“明码标价，广而告之”。也可以由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在做好成本测算的基础上出台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府指导价。收费的机构应出具发票或收据，确保一次性收费、合理收费。
2018年起，针对部分省市存在“黑救护车”非法开展非急救患者转运工作的现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的意见》，提出联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黑救护车”，亦明确表示将启动相关制度建设，研究制定非急救转运服务的规范性文件、准入标准、车辆技术要求和收费标准，明确监管部门及职责，并联合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执法整治，打击非法运营行为。
长期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鼓励各地探索规范非急救转运服务的路径，如广东省将其界定为社会化事项，支持成立两家非急救转运机构；江苏省南京市于2018年8月启动非急救转运社会化服务，投放首批20辆“南京市非急救转运服务车”，设立24小时调度中心并开通专用转运热线。
这种由地方政府主导建立非急救医疗服务调度平台的模式，逐渐成为主流。以北京为例，此前，北京长期存在“120”与“999”两套并行的院前医疗急救体系，承担急救与非急救转运任务。武秀昆介绍，2020年7月，北京市对院前急救资源进行整合，统一急救呼叫号码为120，将999归属的红十字会职责调整为负责非急救转运与航空医疗服务。目前，999的日均呼叫量超500次，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非急救转运平台之一。
2023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改善就医感受 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方案（2023—2025年）》，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非急救转运服务”。文件要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应率先开展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试点，建设统一的非急救转运服务平台，落实统一呼叫、统一受理、统一调度的机制，实现急救与非急救服务的分类分流，以更好地满足患者在急救与非急救医疗转运方面的不同需求。
遗憾的是，行业标准的形成需要时间，目前国内仍未有针对“非急救转运”的全国性指导意见。武秀昆观察到，“非急救转运”无法满足急症患者长途转运的需求，其中的原因有急救行业从业人员短缺、难以职业化等，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不过，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中心主导编撰的《非急救医疗转运实用手册》即将出版，将成为我国第一部非急救医疗转运方面的专业书，指导非急救医疗转运从业者的服务和工作。
武秀昆期待，未来，我国也会建立一个类似“120”的指挥调度系统，如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现在使用的“999”短号，用于受理各种非急救医疗转运需求。“当你一筹莫展之际，可以拨通这个号码，找到一辆正规的跨省救护车。”
（文中除张凤琴、刘丽丽、武秀昆外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