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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朱棣的御用相士、中书舍人袁忠彻的描述，郑和在历史的册页留下了相对清晰的面目：“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如此样貌，哪里像是我们刻板印象中的宦官形象。他体魄健壮，气宇轩昂，颇有大将风度，史家赞其“丰躯伟貌，博辨机敏”。当朱棣把他派遣出使西洋的使臣人选交给袁忠彻裁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袁忠彻是袁珙的儿子，自幼随父亲学习相术，得到真传。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曾征求过袁忠彻的意见，对他颇为信任。

郑和，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原名马三保，回族人，世居云南昆明晋宁。他是元代咸阳王赛典赤六世孙，他的祖父、父辈都曾世袭为滇阳侯。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冬天，明朝军队进攻云南，其父亡，十岁的马三保被明军掳入营中。在巨大的恐惧中，一张薄若蝉翼的刀片斩去了少年的男根。从此，他就留在燕王朱棣的府中，而他的命运也同这个野心爆棚的男人紧紧地绑定在一起。在燕王府服役期间，马三保刻苦学习，广泛汲取知识，很快在众内侍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才干超群的人。同时，他在跟随燕王朱棣出征塞外的战斗中，学到了军事和作战本领。他头脑敏捷，处事机智，文武双全，屡立战功，深受燕王赏识，成为朱棣的亲随。在朱棣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马三保在燕王身边参与军机，出谋划策，紧随燕王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受到燕王器重。在朱棣夺取皇位后，他被赐姓郑，改名为和，并被擢升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内官监地位仅次于司礼监。

南京郑和公园中的郑和像

如果说郑和是一个完美的水手，朱棣则希望自己是一个完美的政治舵手。朱棣即位后，展开了与他的父亲朱元璋完全不同的外交策略。他在东北、西北、南方开边经营，明朝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当时的朱棣只有“天下”观而不曾有“世界”观。朱棣在南京天妃宫碑上勒石留世的诗中如此写道：

视天下兮福苍生，民安乐兮神悠宁。

海波不兴天下平，于千万世休养声。

这里的“天下”，既指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也包括中国四周的其他国家。朱元璋也好，朱棣也罢，他们对外并无平等的国家观念，而是施行一种怀柔政策，以“天朝上国”之君自居，采取“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方式，让一些国家来“朝贡”，表示对中国的臣服。朱棣登位不久，就派员前往豆满江等地，安抚建州女真。他诏谕女真各部：“今朕即大位，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尔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有宁息之时？今听朕言，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在洪武年的基础上，明朝疆域东逾鸭绿而控朝鲜，西接山海而拱京畿，南跨溟渤而连青冀，北越辽河而亘沙漠。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真，并兀良哈三卫，永乐初相率来归入觐。虽然对蒙古和安南诉诸武力，但在朱棣的积极推动下，周边各国来华朝贡的数量远超洪武时期。在东北地区黑龙江下游流域设置奴儿干都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洪武时期在西南地区云南等地实行的土司制度，更加趋于完善。

朱棣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与他青年时期长居北平有着很大关系。众所周知，北平是元朝的大都，是众多民族杂居的多元文化交汇的国际性大都市。它与南京相比，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朱棣，向往更广阔的世界，而这也与他勇武彪悍的性格相辅相成。开放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外交上积极进取。朱棣即位之时，就以太祖朱元璋的继任者自居。如果他仅满足于太祖的继承者，就无法洗刷篡位者的污名。若想使他发动的这场“王朝内革命（夺位）”合法化，创造出新的皇统，他就必须开创一个让世人认可的“盛世”，那是对洪武政治的继承，更是超越。如何才能实现继承并超越洪武时代呢？当然是实现洪武时代从未有过的“四夷朝贡”的盛世，将自己锻造成为盛世之君。据统计，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起始有贡使来华，洪武年间，来华使节共有一百八十三次朝贡。在永乐年间，自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至朱棣去世的二十一年间，来华使节共有三百一十八次朝贡。洪武年间平均每年六次多一点，永乐年间则平均每年十五次多。如此盛况，正像《明史·成祖本纪》所言，到朱棣晚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对于一个通过血洗建文旧臣来巩固自己权力的篡位者来说，政治标准压倒一切。说理想也好，说野心也罢，总之，朱棣希望能够成为明君圣主，这也是大多数有抱负的君主的想法。由于夺位的原因，朱棣的想法更为强烈。

成为圣明之主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建立一个以大明为中心的大同世界，实现儒家一直以来对理想国家的定义。在朱棣的“天下观”里，“天下”是由处于世界中央的“中国”与边上的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国组成的。只要朱棣能够把大明的国威传遍世界，使得那些“番夷”望而生畏，纷纷派遣使节对大明王朝顶礼膜拜，四夷宾服，众望所归，他就是最成功的皇帝。在朱棣心目中，汉唐是真正的盛世，“万邦无不归顺者，圣人之统也”。不仅是朱棣，“柔远人，则四方归之”，《中庸》里这个质朴的愿望，几乎成为贯穿各朝代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用朱棣的话说：“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他的终极理想就是用儒家礼仪秩序规范“四夷”，确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抛去这些堂皇的理由，朱棣还要通过郑和下西洋来医治自己的心病。他的权力是通过暴力获得的，他需要通过“万国来朝”证明自己权力的正当性。他天真地以为，在万国来朝的宏大叙事里，他篡夺皇权这件事是可以被忽略的，甚至是可以被谅解的。

对于郑和下西洋，有人说是为了寻找被废黜的或许逃亡在外的建文帝，还有人说是为了清剿元末群雄张士诚部残余，为了开拓海外市场，为了牵制帖木儿……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不管怎样，在15世纪初叶的中国，朱棣的目光已越过广袤的陆地，投向神秘且宏阔的海洋。

永乐三年（1405年），梦想伟大的舵手找到了他的水手。自从被朱棣授予出使西洋的神圣使命，郑和就从来没有惧怕过海洋。中国人对海洋的认知，最开始仅限于近海，即所谓的东亚海域。洪武早期，明朝便已开始实行海禁政策，片帆寸板不许下海，但允许国外朝贡使团来华。彼时，东亚各国商业化发展中伴生的倭寇、海寇、海贼等，在朝鲜半岛至中国沿海一带肆虐。加之东亚各国内部的政治混乱，也使得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因此，朱棣面临着两大课题，即重建唐亡以后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以及恢复东亚国家贸易市场的经济秩序。他凭借明王朝强大的实力，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就是从洪武时期至永乐时期建立并完善的海禁-朝贡体制。对于朱棣来说，他似乎并不满足于近海博弈。他要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到更辽远的海域。

郑和曾经是一个擅长骑射的宦官，陆地之上的杀伐让他血脉偾张。而从他登上帆船，驶入海洋的那一刻起，他实现了从一个骑手向水手的完美过渡。郑和的第一次远航，在这一年的七月。整个船队有各种型号的大船六十二只，小船二百五十五只，配备了两万七千八百余人。这些坚固美观的远洋航船是在南京龙江船坞制造的。据马欢《瀛涯胜览》卷首记载：“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通过对明代长度单位的换算，大号宝船长约一百三十米，宽约五十米。这些船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宝船。这样的名字，无法不让人联想到权力和财富。专家考证，郑和宝船具有世界一流的平衡系统，船首两侧有沟槽通向里面的隔舱，当方形的船头扎进大浪时，海水呼啸而入。等到船头露出水面，海水又流出来。随着海面上腾空而起的两道水柱，宝船两侧的浮锚被抛进大海，剧烈动荡的船身立时平静下来。

郑和的船队在苏州刘家港集合，向南沿福建海岸航行，然后越中国海到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以及苏门答剌以北之喃渤利，然后再前往印度西南岸的重要商港锡兰、葛兰和古里。船上所载的货物包括上等丝绸、刺绣和其他奢侈品，这些是送给当地统治者的礼物。船队在永乐五年（1407年）回程中，遭到海盗陈祖义的对抗。虽然陈祖义实力强大，但郑和并不害怕他们。曾有军事专家根据文献得出郑和宝船的火器配置，即大中型火炮三十门、小型火炮数十门、单兵火器一百门，以及各类神机箭、爆炸类火器。有一种近似火焰喷射器的“飞天喷筒”，可以喷射燃烧的火药，杀伤敌人。而名曰“火药筒”和“火砖”的武器，则是将火药与纸筒压实，浸过毒药而制成的抛射火球。还有一种致命的火球，以金属弹丸、粉状火药填充，杀伤力极强。宝船上的许多士兵都是使用武器的好手。学者李露晔说：“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的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当然，这不是一支征战四方的远征军，郑和船队在航行中很少动用武力。那些威力无比的火炮被装饰得精美绝伦，让人根本联想不到血腥与杀戮。

第一次远航并不太平，抵达爪哇时，刚好赶上爪哇西王与东王之间展开激战。明朝船队的一百七十名水手在冲突中被西王都马板的军队杀死。郑和虽然愤怒，但并没有诉诸武力。其实只要他一声令下，小小的爪哇将被夷为平地。不过，西王决定遣使，向大明王朝谢罪。朱棣得到消息后，斥责对方道：“既输黄金六万两，偿死者之命，且赎尔罪，庶几可保尔土地人民；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鉴矣。”郑和临出发前，朱棣曾为他定下八个字的方针“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待到郑和第二次航行重返爪哇时，西王乖乖献上万两赎罪金。朱棣在紫禁城对爪哇使节说，你们只要知罪就可以了，我朝不在乎黄金，就免了那些赔偿吧。朱棣的以德报怨，换来的是爪哇的忠诚，“自后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

对于海盗陈祖义，郑和却大开杀戒。陈祖义的落脚点基本位于今天菲律宾群岛和印尼群岛一带。那里岛屿众多，且是通向马六甲海峡的重要通道。因为位置重要，也更被海盗青睐。陈祖义本是洪武年间的一名逃犯，从海上潜逃至南洋，最后落脚于旧港。旧港是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岸的巨型港口，古人称它为“三佛齐”。在郑和航队到来之前，陈祖义在这里过着海盗霸主的逍遥生活，他领着数千海盗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不仅将商船民船纳入自己的劫掠范围，还不断骚扰沿海国家。最让明朝政府不可忍受的是，陈祖义破坏了朝廷的国策。当时东南亚国家纷纷向明朝朝贡，他则经常向贡使船下手。陈祖义让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捷径，化为布满荆棘的险地。恰在此时，陈祖义又一次盯上了从印度古里满载而归的郑和船队。他耍了个小聪明，派使者以旧港酋长的名义向郑和表示归降之意。陈祖义想要用诈降的手段麻痹郑和。不过郑和事前得到旧港另一个头目施进卿的密报，提前作好部署。当两支船队接近的时候，陈祖义突然发动袭击。一时间，海面上发出震耳的巨响，烈焰张天，箭雨蔽日。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南京静海寺的一块残碑上录文如下：“永乐四年，太宗船驻于旧港，即古之三佛齐。……（擒匪）首陈祖义、金志名等，于永乐五年七月内回京。”

《明实录》中也有类似记载：

和出兵与战，祖义大败，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舡十艘，获其七艘，及铜伪印二颗，生擒祖义等三人。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把陈祖义带回南京，在午门举行盛大的献俘典礼后，陈祖义被斩首示众。陈祖义可以说是在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威慑南洋的古代中国海盗，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参与东南亚军事政治角逐的中国历史人物。事后，郑和将那个向他报信的施进卿推荐给朱棣，于是皇帝论功行赏，封他为旧港的酋长，正式名称为“旧港宣慰司”，还给了印信和任命书。宣慰司是明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旧港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南端的巨港一带，中国古代只有朱棣在这里设置过地方机构。十五年后，施进卿的儿子遣使来见明成祖朱棣，谓其父施进卿已死，请明朝皇帝让他袭宣慰使之职，朱棣欣然同意，并“命济孙袭宣慰使，赐纱帽、笈花金带、金织文绮袭衣、银印，令中官郑和赉往给之”。郑和为此还专门去了一趟，不过并不算在所谓的“七次下西洋”之内。

世人对于永乐帝不惜耗费巨大财力，一次次进行海上远航，有着不同的解读。永乐四年（1406年），夏原吉任户部尚书，朱棣派郑和下西洋，费用以亿万计，财政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他的肩上。他设立盐务衙门，以盐卡收税，谨防贪官，即便如此，仍难以负担郑和下西洋带来的经济负担。夏原吉也因此成为郑和远航的最大反对者，也成为反对派的领袖。

关于郑和远航的费用，我们可以从明人王士性的记载中窥知一二。“国初，府库充溢，三保郑太监下西洋，赉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8]这样算下来，郑和下西洋十年，国库亏空六百万两。当然，这不能全赖郑和的船队。实际上，朱棣时代朝廷每年支出常常是实际岁入的两至三倍。无奈之下，朝廷只有通过增加徭役来缓解国库的压力。说到底，郑和下西洋，最后还是百姓买单。永乐四年（1406年），也就是郑和第一次远航的次年，朱棣修改了洪武时期的规则，他将农民在农闲时节服三十天徭役、工匠服三个月徭役的指标一律延长到六个月。据1410年的官方信息显示，这批服役者一年之后仍未返回家园。《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整个永乐年间，国家每年所收田赋的粮食在3100万至3400万担之间，平均每年定额超过3200万担，因此至少比其父皇治下的定额高10%。这使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在洪武年间每年已经缴纳特高比例的田赋的江南10个府的纳税者更是如此。对苏州和松江两地的搜刮最为厉害，它们几乎缴纳了全部田赋的14%。”